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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沙YISHA的blog

诗人、作家

 
 
 

日志

 
 
关于我

伊沙,诗人、作家。1966年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陕西省西安市,在某大学任教。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诗集《饿死诗人》《伊沙这个鬼》《野种之歌》《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伊沙诗选》《我的英雄》《车过黄河》《灵魂出窍》,长诗《唐》,散文随笔集《一个都不放过》《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无知者无耻》《晨钟暮鼓》,中短篇小说集《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谁痛谁知道》,长篇小说《江山美人》《狂欢》《中国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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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徐江的圣诞大礼  

2008-12-22 20:49: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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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事诗》序

 

                                                                伊沙

 

                                                                     

 

金秋十月,在北京的饭局上,当张小波喝红了脸一脸悲壮地宣布要出版徐江的本部长诗,我听罢就像上完洗手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那般自觉地来到了“序”的位置上——有些位置天然地属于你:主动请缨,当仁不让。既是出于对朋友的情谊,又是出于对诗歌的道义。

也许在冥冥之中,这篇序早在这一时刻便定下了:1985年9月5日上午,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北楼305男生宿舍中,送我前去报到的母亲正在给我铺床,我跟个没事儿人似的闲站一边,这时候,从门口一高一低走进来两个先我到达的人儿,高者为侯马,低者是徐江,我问形似少年的徐江道:“你是哪儿的?”他回答说:“天津的。”当时,我只脱口而出三个字:“左树声!”便赢得了徐江的热烈握手,我俩四只手紧紧相握,就像对上了暗号的特务一般——为今天不知道“左树声”的读者做个注:这厮天津人士,家有兄弟三人,皆为足坛名将,树声排行老二,家乡人称其为“左二”,时任国家队队长,左右前卫尽可踢,素有“拼命三郎”之美誉,球风硬朗彪悍,是中国球员中罕见的热血男儿,虽为粗人一个,却一不留神地写出一篇掷地有声的好散文《男人就该踢足球》,发《八小时以外》,被《读者文摘》转载,读得我荡气回肠、热血沸腾,心中更加崇拜,说成是“青年时代的偶像”也毫不为过……

哦,二十三年前的第一次握手,是为“拼命三郎”……这实在是意味深长!

是这最初的握手决定了这篇序吗?

我的回答是:是,又不是!

因为我不是在为同窗故人友情作序,而是在为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的一部扛鼎之作在作序——我因此而感到无尚的光荣!

 

 

友情,既会成为作序者的情感动力,又会成为作序者的心理障碍:我为哥们儿说的话有人听吗?读者信吗?

我也读过很多这样的序:只谈友情,不谈作品——或者相反:隐去友情,只谈作品——显然,前者阴险狡诈,后者自以为高明,但却让我觉得矫情。

好在我没有任何障碍。

我可以毫不隐讳地明告读者:我与本书作者徐江是何种关系?用“兄弟般的朋友”(同学就不必提了,我们的同学多了)一言以蔽之,非常准确,但却显得干燥。应该用文学的手法:我对数字的记忆力极差,只能记住四个电话号码:我家的座机、我自己的手机、我老婆的手机以及徐江家的座机——就在前几天,我上天涯网去料理我发在那里的诗帖,由于我密码的头三位数是622,徐江所在的天津的区号是022——结果,我在622之后一口气将徐江家的座机号码输了进去,自然是登陆不成,当即心有感动,喊老婆过来见证,老婆不胜唏嘘道:“人生得兄弟若此,真是莫大的幸福!”

所以,我怎么能够将这一切统统隐去,跟徐江装作不认识似的来谈他的诗呢?

我在此郑重建议:那些怕受他人意见干扰的严肃读者,暂且先抛开跳离本序,直接去读《杂事诗》正文,读完正文,再回来读序,不读也可以。

 

 

   在同一出版人所出的诗人侯马《他手记》的发布会上,我当众向他道贺说:“侯马,这是你的第四胎了,超生了要罚款的!”

《杂事诗》正好也是徐江的“第四胎”。

他之头三胎分别是:《哀歌》(1994·中国华侨版)、《我斜视》(1999·青海人民版)、《杂事与花火》(2004·澳洲原乡版)——哦,本书出来时已是2009年,你说这违反了“计划生育”的徐江,还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在“生育”的,掐着点,五年生一胎。

徐江,既然你和老彭已经打定主意不要孩子少受累了,我就把你的诗集当作你的儿子、把你的文集当作你的女儿,如今你已是儿女成群,将来还会子孙满堂!

现在,朋友们是在恭贺你的“第四子”呱呱坠地,我是在为你的这个斤两最重福气最满应运而生的大胖小子写着贺词!

罗列徐江的生育史,是为回顾他诗的历程,刚巧今年的《诗参考》出来了,在“中国诗人展览馆”一栏中做了“徐江二十年诗歌作品展示”的小专辑,十分宝贵的是:在每一首诗的下边还有“徐江自解”的文字,正好可做“呈堂证供”。

我特别注意到以下供词:

“2002年我开始了两部大型诗集的写作……”

“从2002年开始,我的写作便逐渐进入到《杂事诗》与《花火集》两极交织的年代……”

除此之外,还有本书正文之后徐江与侯马对话录《关于〈杂事诗〉:落叶纷飞中的问与答》中的:

 

侯:作为《哀歌》作者的徐江,作为《我斜视》作者的徐江,作为《杂事诗》作者的徐江,发生着深刻而隐秘的生长变化。‘哀歌’偏审美观,‘我斜视’偏人生观,‘杂事诗’偏创作观。

徐:不同时期的徐江,在自身几种诗歌气质的偏好上,自然是有变化的,这可能会反映到书名上。《哀歌》偏一点纯诗和现代派的趣味;《我斜视》多了点纽约派奥哈拉的坦然和自嘲;《杂事诗》则有点向古人写“四时杂兴”时的那种从容靠近的意图。

 

                                                                     

 

上个月,我应邀到英国参加诗歌节,以我之英语水平,在那个猫狗也说英语的国度里,简直像个聋哑人,但在某些时刻我会如听仙乐耳暂明——那是在异国的同行与观众夸我的时刻——就像我读着徐侯对话,眼前忽然为之一亮:

 

徐:我不喜欢传统的“长诗”。因为那种“长诗”本质上不是诗,只是韵律和分行笼罩之下的另外一种东西。所谓诗歌,我认为一定是要在有限的长度之中,完成掉某种言说过程的。长度超了,兴奋点无限被压后,就成了对诗歌的丑化和对读诗人的折磨。关于这一点,爱伦·坡早有论述,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也不是太喜欢那种现代派的长诗,它们太强调作者的结构能力,和在诗行中设置歧义陷阱(隐喻不过是最小的一种陷阱)的能力,明明在整体上言之有物,在局部上却时时会露出语言游戏的下贱样子。古典的长诗是蒙昧、滥情的唠叨,现代派的长诗则是智者把自己和读者锻造成精神病人的囚室。但进入《杂事诗》之后,我突然发现,后现代之后的“长诗”实际上是可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建构的,既可以保持一首短诗最基本的阅读快感,也可以作为一座巨型建筑的砖石嵌入整体之中。伊沙的《唐》已经这样干了,还有他更早的《史诗2000》。我当年就非常喜欢后者,但当时认为这是仅限于他个人创作的一个选择。不过,既然“碎片式的长诗”已成就了长诗的一条新路,那么长诗在今天为什么不能有别样的新路呢?我愿意在尊重诗歌文体规律的前提下,丰富且拓展它的规律……

 

我看见了自己的名字!

还有自己作品的名字!

原来,我竟与这部优秀的《杂事诗》早已建立了隐秘的联系!

这是徐江给我面子——从作文的逻辑上讲,好心的朋友都把话递到你的嘴边了,你岂有不接之理?那就接吧!《史诗2000》是我写于1994年的长诗作品,原本是应严力之邀与之《诗句系列》“对诗”,后来我这部分单独成篇交给吕叶主编之大型民刊《锋刃》发了,再后来,我经过筛选收入到我1999年出版的诗集《野种之歌》中。在写作这首长诗的1994年,我还写过一篇题为《史诗?2000?》的文章,来阐述我关于现代长(史)诗的理念:

 

我珍视手上的这些“碎片”,正是这些“碎片”构成了一种新的“史诗”——那不能溶入我们心灵瞬间的历史就不是历史,更不是诗。

而所谓“长诗”——它必须遵从诗的惟一标准,而不是另有“说法”,“长诗”只能到“诗”为止。它不是盛载个人文化野心的大缸,也不是兑了水的假酒,而是更多的大量的酒。请让我简单却更纯洁地说出“长诗”:它之所以被称作“长诗”,只是因为它的“长”。而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在今天应该视为与长短无关。

正是这些“碎片”使“长诗”略去了那些过渡性和过程性的东西——那似乎是小说和散文的专长,“碎片”使长诗变得纯粹了,使之重获密度和轻灵,再生阅读的快乐。诗不是用来研究的,而是用来阅读的,“长诗”抑或“史诗”亦当如此。

 

                                       

 

如果说徐江受到了我的一点启发,那我受到的是严力的一点启发——如果中国当代的诗人们都能像我和徐江这么君子坦荡荡,那么这鸟诗坛从此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至少诗歌研究者因此会得到多少有价值的线索。我说徐江给我面子,因为即便如此,他也完全可以不说出来——有时候善意和坦然也会被无事生非的坏人抓住把柄并加以利用,我就吃过这方面的亏:我在一篇张小波策划的唯恐将自己批得不够狠贬得不能再低的做秀文章中说:自己的成名作《车过黄河》是对韩东《有关大雁塔》的“仿写”,有些人便像狗一样地追着我吠了好多年。其实,这是没有的事啦!要说影响,还不如说它受的是当年热播的电视专题片《河殇》的影响,说白了吧,在1988年,对着黄河撒泡尿,想模仿都没对象!被狗咬急了,我也便暗自发下一个狠:那么好吧,就把赝品与真品同时交给无情的时间!如果这些狗活得够久就会看到结果如何!

这鸟诗坛每到年底总要评出个“十大事件”什么的,评来评去,全是强行炒作的新闻事件(还构不成社会热点),从无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事件——什么是“诗歌事件”?我于2001年在“唐论坛”、“诗江湖”、“诗生活”、“或者”、“扬子鳄”等网站上每月随写随发长诗《唐》,才是发生在诗歌内部的事件,这是一次真正的写作行动,它在诗内诗外的影响是巨大的,带动了新世纪的“巨型长诗热”。徐江之《杂事诗》与伊沙之《唐》就作品而言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我的公开行动对年纪相仿的他是一个小小的提醒:人到中年,应该自觉行动——但是我提醒的人多了,怎么不见他们写出这本《杂事诗》?

任何一次创作的动机都是隐秘复杂的,更何况如此之大的一个诗歌行动?无论怎样,在2002年,徐江开始行动了,甩出了第一张《杂事诗》的牌。回想起来,我初见这个诗名之时,觉得是作者为自己的写作所作的一次积极的拓展和扩张——为什么会有如此感受?说明作者在此之前的诗在我的印象中并不那么“杂事”,有“事”但并不“杂”。仰仗对徐江的了解,我甚至大胆地认为:这是受经典诗歌教育、强调诗歌抒情性的作者内在所发生的一次观念突破从而导致的一个外化结果,从最初的作品看,与以往倒没有天差地别的变化,但努力的方向却十分明显……但是,在徐侯对话录中我读到了这么一段:

 

侯:我以为杂事诗的命名,首先包含了你对自己创作一次强力的修正或转向。你是一个饱学之士,自称俗人但雅兴深邃,视文化如血脉,多年笔下诗作文人气息浓郁,流变纷繁,气象万千,从诗学角度可简单概括为杂学诗。“杂学而入杂事”,开启了你现代汉诗创作的新阶段。杂事诗的命名其实可能暗含之前你认为“杂事不是诗”或杂事不是你看重的诗之意……

徐:我不知道是什么给你这样的老朋友,造成了我会以为“杂事不是诗”的印象。或许是有一段我迷恋纯诗的狂热劲?其实即使在那段日子里,我推崇的纯诗,依然是一种“言之有物的纯诗”……“言之有物”,对“物”的挑选不取决于作者好恶,而取决于它是否跟“言”存有某种关系。我写万物——这是一种狂妄,万物写我——则是一种谦卑。这一点我当年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这么明确地说出,但内心却一直存有追求……

 

读到此处,我心中暗笑道:“老五”(徐江宿舍排行)嘴硬(一贯如此)不认账,将“老七”(侯马宿舍排行)委婉驳回!

“老五”将“老七”驳回了,也就等于将我这个“老大”驳回了。因为在此问题上,我与侯马看法一致,至于事先有无交流?具体的场景我已记不清楚,从理论上推测:肯定是交流过的,我与侯马谈诗,怎么可能不谈及徐江的诗?有时候连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谈到了。即使被驳回,我也会保留我的看法:认为作者不可能在自己心无所动的情况下而只是一味地向外界宣告:杂事即诗!

从道理上讲,一方面,任何论者对作者创作理念的揭示即便再细腻在作者的感受上都是粗暴干涉,但是另一方面,作者的自释就是准确靠谱的吗?我看未必,因为除了意识还有潜意识,如果什么都想得那么一清二楚,也就不是在创作了。

 

 

我必须诚实地写出在阅读《杂事诗》的七年之中曾经涌上心头的某些疑惑——它或许正是这首巨型长诗所带给我的观念上的冲击?在我看来,不能带给读者观念冲击的诗作不是好诗,至少不那么重要,短诗如此,长诗更是如此。

我记得我写《唐》的时候,前后历时一年有余,短诗写作也并未中断,那年在网上,依然是月底发短诗,但月中还要发15节《唐》。徐江却不是这样,当他开始在网上随写随发《杂事诗》后,就不见他发短诗了——也就是说:他的短诗写作停止了。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有一点震惊:觉得他太孤注一掷了!长诗写作的风险性是极高的,万一玩砸了,你又没有短诗撑着,岂不……

当然,很快我便发现,或者说恍然大悟道:他不是没了短诗,他天天都在写短诗,只是这些短诗现在全都调拨到《杂事诗》的帐下了,既是可以独立成章的短诗,又是这首长诗的组成部分,拿出来是短诗,放进去是长诗,短诗长诗一体化……原来,徐江非但不是孤注一掷,他简直是在搞万全之策,老狐狸,狡猾狡猾的有希!但我不免又生狐疑:诗神能成全这样两头兼顾一点风险不冒的好事么?短诗长诗一通写了,所有的诗都是一首诗,长诗不成还有短诗……

我在心里质疑着《杂事诗》作为一首“长诗”的结构形式,我的已经四处开花到处发表的《唐》也被人质疑着,那年在北京碰到阿坚,谈起诗来话不多的老哥专门对我说:“伊沙,你《唐》的每节之间并不是连贯的,所以,只能算组诗而不能算长诗。”——老阿坚说这话是很有底气的,因为他手里也攥有一个“庞然大物”《自由宣言》,各章节之间可是相当连贯的,靠什么连贯呢?情节!老阿坚,对不起了!彼时彼刻我没吱声,但在心里笑你土:靠情节制造连贯结构全篇,这不成了小说了吗?如此做法既老掉牙,又“非诗”。

如上质疑与遭质疑,说明的是新世纪之初诗人创作的新气象:所谋乃大者为了实现个人称霸的野心,逆国际潮流而动,纷纷展开军备竞赛,暗中制造着“现代长诗”的核武器,而什么才是“现代长诗”呢?这可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写作实践,必然伴随着观念上的种种思考。

阿坚《自由宣言》靠的是小说化的人物、情节来结构全诗,我之《唐》靠的是原型、取材、主题、情境的一致性来结构全诗,徐氏《杂事诗》靠的是什么呢?总不至于靠的是徐江本人非常鄙夷的“强指”吧?我说它是“长诗”它就是长诗——不是也是!

老实讲,我是在过了很久才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并给出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的。

好在读《杂事诗》并不需要时刻惦记“长诗”的理念,我很快被其又“杂”又“事”的短诗所吸引,如沐春风,一晃七年。

 

 

徐江是个天才,在写作之前就是了。

刚认识我便发现这哥们儿是一“神人”,并且天生一张“好嘴”,但是要让这两方面的天赐在写作中体现出来,他必须经受并穿越经典文学的教育(如果他做了马三立的徒弟只会成为郭德刚的师傅)。由于同窗之故,我俩有幸目睹彼此身为天才冒险来到学院各自在教育之中的窘相,以在英语C班(最差一班)躲在最后一排惶惶不安生怕被老师叫起发言为最。徐江是个爱“记仇”的人,他在《诗参考》“回顾展”的自解中写道:“记得刚开始写诗之初,我身边那些写着‘拟朦胧’或‘生活流’的校园诗人,都对本人诗歌的欧化倾向感到不适,有人索性将本人的诗风称作‘翻译体’……”

啊哈!他说的“有人”正是指我,或者我是“有人”中的第一个。作为知根知底之人,我可以为徐江作证,他在当时对中国当代诗歌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多少兴趣,所以某个朦胧诗人尤其是第三代诗人在酒桌上听到徐江向你致敬的好话,你可千万不要太当真,杨黎们尤其要注意,徐江敬的可不是你们,人家拜的佛爷可全都是西方大师(那年头还不兴拜李白、杜甫等老祖宗),是老帕、黑塞们。我当年就觉得徐江是这些洋大师遗落在中国的一个外孙,说出来没有我忘了,对不住徐江,后来在“盘峰论争”的笔战中,我把这话制成礼帽直接给“知识分子”戴上了,戴了一个结结实实!徐江“嘴硬”,我嘴也不软(管党生宣言:吃了人也嘴不软),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徐江当年写的是“翻译体”:就是句式比较欧化,在汉语中显得不那么顺溜,是直接从翻译作品中借鉴来的……这种现象在当时并非个别,相当普遍,不要说在北京的学院里,诗坛难道不是这样?那些大名鼎鼎的诗人难道不是这样?好在徐江给予自己的经典教育(你不能指望学校)是全面而通透的,他在当时的“翻译体”也是兵分两路的,书面语写得,口语亦写得,甚至他相当喜欢“洋口语”的奥哈拉、帕拉、雅克·普雷维尔等人,在“口语”这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上,他没有观念的障碍,这便与我这种在大学后期便开始强调本土化当下感后现代性的口语分子有了沟通的可能,为日后大体上的“合流”埋下伏笔。在我们当时的同学中,还有很多被经典教育搞促狭搞弱智的例子,一辈子被卡在“口语不是诗”的瓶颈口,我觉得他们好可怜。

徐江爱“记仇”,我也不健忘,但重翻旧帐,却不是为做事后诸葛,以证自己先知先觉全知全能。我只是意在说明:在经历过《杂事诗》前十年不止的方向调整重心转移不断探索反复磨砺之后,到了《杂事诗》,他已经完全写通了、写顺了、写开了、写high了、写狠了、写透了、写牛了!在写作中重现他的“神人”面目,在写作中张开他的一张“好嘴”,在写作中回报天赐!我想将成熟的标准提高一些,然后再说,写出了《杂事诗》的徐江已经彻底熟了,瓜熟蒂落!

观念大师拒绝隐喻,咱就来个明打明的比方(明喻):对于徐江来说,《杂事诗》犹如他把伸开的手指攥紧成了拳头,然后一记记重拳打出来。与此同时,他的指头还在长粗,他的拳头还在长大,他的力量还在不断增强!

都说男人成熟得晚,但生长期长,对于诗人或作家来讲,这样的成长会延续一生,甚至于死后,他的作品还会自己生长……

强力诗人也是当代诗歌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沈浩波在其气盖庸坛的雄文《中国诗坛的残忍与光荣》中的评述是十分准确的:

 

诗人徐江将他的《杂事诗》写至巅峰,完全树立了简约、冷凝、即兴而又随时拷问和批判的新的诗歌文体,徐江诗歌写作的意义可能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在所有人所能给出的最高评价……

 

 

一次持续了七年的诗歌大行动。

正值当代一位站在前沿的优秀诗人年富力强的黄金时代。

终成一部沉甸甸的诗歌大书!

我想以同行的身份对作者本人说:这是在正确的生命时段,所展开的一次正确的写作,结果也是正确的!

现在,当我先于读者而读完全书,我已经可以回答大家了:这部巨型长诗,靠什么来结构?我从诗中找到的答案是:岁月和一个人的生命时光!

由此,它对“现代长诗”的理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对“现代长诗”的建设贡献巨大。

与此同时,徐江也将西方诗人“为一部诗集而写作”的良好意识引进到中国诗坛。在此之前,我们所谓出诗集出的都是诗选罢了,并非是一部从写作之前就做整体规划通盘考虑的“书”——这与诗的长短、书的厚薄无关。2002年——就是在《杂事诗》的写作元年,我乘去瑞典出席奈舍国际诗歌节之机,与中瑞两国几位诗人一道,乘着小船去波罗的海上的龙马屋岛拜访了已经中风的瑞典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他家的卫生间里,我看到了一本大师在1950年代所出版的处女诗集,很薄但却是硬壳精装的,名字叫《十七首诗》,其中还包含一首《序曲》,是一个完整的建构,花费了诗人多年在黑暗中写作的时光与心血,每一句每一个词都是时间与生命的结晶。遥想当年,此薄薄的小书一出,瑞典乃至欧洲诗坛为之轰动,一代新风开了,瑞典诗歌从此进入了一个特朗斯特罗姆的时代。

是的,需要把时间和生命融入到诗行中去,不论你是四年写作十七首,还是一年写作一百首。

这又可以涉及到那个暧昧之“慢”的时髦话题,说者无心,跟者轻浮,那可不是速度与数量的问题哟,而是时间与生命的问题。你没有时间、生命与诗歌相融合的明确意识,“慢”有何用?懒汉而已!

诗歌不是“与时俱进”(“诗歌在前进”是句外行的屁话),而是与时俱在,与时共生,与命共存,与血相融!

《杂事诗》正是这样的产物!当我看到那几首关于非典的诗时非常感动——甚至有着当年大疫蔓延危城四伏时所没有的感动!那正是时间演化为历史带给生命的馈赠!于是,《杂事诗》又具有了史诗的品格,是一部用现代诗体所撰写的中国人的心灵史!

对于一般不愿意纠缠于诗歌观念的普通读者而言,你们尽可以抛开这一切,去欣赏本书中随处可见的精致短诗。

因情因诗,我成话痨,请读者原谅我的饶舌!

最后还有几句要紧话,已经来不及展开论证了——就留到以后的文章中去吧!

徐江是中国当代最懂诗的人之一,不但是位杰出的诗人,而且是位有效的诗学家(我把理论家、批评家“让”出去),如此之人不超过三个——不论证!

徐江是一个善良的好人,做他的朋友可以深得其益,做他的敌人可以免遭报复,他因其大智更因其至真至善终可成一代宗师,不想当都不成——不论证!

至于他被“丑化”、“矮化”、“妖魔化”的那些个劳什子,以及他所受到的太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比我这个“恶人”还要多),我在此一并清算了事:每个人都有坚持与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坚持与捍卫自己的必要!咱徐爷太有必要——不论证!

诗待我厚,我想以诗以及与诗有关的文字走完这不平凡的一年,作为忠诚的回报。在写作本序的五天时间里,我跟徐江通过两次电话,第一个电话是说一部大型诗选的编务,第二个电话是我向其提出了一个问题:“《杂事诗》完成了没有?”

“没有,我要写作一生,将来出不同时期的版本,就像惠特曼的《草叶集》。”他平静地回答说。

 

2008年岁末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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