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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沙YISHA的blog

诗人、作家

 
 
 

日志

 
 
关于我

伊沙,诗人、作家。1966年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陕西省西安市,在某大学任教。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诗集《饿死诗人》《伊沙这个鬼》《野种之歌》《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伊沙诗选》《我的英雄》《车过黄河》《灵魂出窍》,长诗《唐》,散文随笔集《一个都不放过》《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无知者无耻》《晨钟暮鼓》,中短篇小说集《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谁痛谁知道》,长篇小说《江山美人》《狂欢》《中国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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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日志》(六)  

2007-07-20 18:39: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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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20日  星期三 

 

一大早我又奔了中央火车站,这回乘坐的是国际列车(奇怪的是这里的国际列车竟没有国内列车好),因为要去比利时,我的目的地是安特卫普。

列车开了半个小时后,车厢里出现了一位带着方圆壳帽子的比利时乘警,我看别的乘客都拿出了火车票和身份证,就把车票和护照掏出来,乘警走到我面前,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只是看了一眼护照(都没有接过去打开),然后把票检了——这就算过了境,到达比利时了?!对一个出趟国就像扒层皮的中国人来说,在内心深处受了一个不小的刺激:怎么?我已到另一个国家了?再看窗外景色,确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平坦的草地换成低矮的树林,房子的样式也变了……幸亏我没有一上车就打盹,否则糊里糊涂的就到比利时了!

我在安特卫普转悠了四个小时,确如那位比利时诗人所说:“非常古老、十分美丽”!十六、十七世纪建造的大教堂就看见了好几座,比荷兰的城市显得更为古老。面对一座古堡,我在回想二战的历史:有些段落和细节已经记不清了,是不是比利时比荷兰向纳粹德国投降得更快,而使这一切得以幸存?如此说来,投降也有充足的理由,比奸对于比利时文明的保护是做出了贡献的(对不起:我在此处联想到了汉奸)。比利时人明显要比世界人均身高最高的荷兰人矮一截,让我显得高了点,我想越往南(譬如到了法国和意大利)人就会越矮,俊男靓女的比例也明显要比荷兰低,人长得糙一些,但有一种肤色泛红发黑的白种女人很是迷人,别有一番魅力……我抓紧有限的时间来体会这个国家,甚至因为一种快餐叫做“比利时堡”,我就忘了一天只吃两顿饭的自我限定,花一块多欧买来吃——不难吃!是面饼上浇了一层软软厚厚的巧克力。

中午一点钟,我告诉自己:应该回去了!竟然有点不舍,于是赶紧搬出我的“惟诗论”:比利时又没请我来,是它沾了荷兰的光,才使我来到这里,关键是——我的诗尚未抵达该国(不过很快会有啦:出版《诗人酒店》的AP出版社就在安特卫普设有分部,比利时北部通行荷兰语),作为诗人,我只能跟着我的诗走。

在返回荷兰的国际列车上,我当然不会把荷兰当成自己的国,但我却将鹿特丹亚特兰大酒店626房当成自己的家了,三天来每一次外出最后都要回到那里:温馨的台灯的灯光、温热的洗澡水、宽大而柔软的床、醇香的荷兰咖啡……昨晚,我掐指一算,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过去了,但我现在的心情已经和初来乍到时大不一样了,我已经预感到:三天以后,我将怀着极大的留恋离开……

比利时的阳光实在好,回到荷兰也一样——这样的天气在这个地区是很难得的!我不失时机地戴上了墨镜扮酷装B。去参加“诗歌下午”的活动,我把送给主人的礼物带了去,见到曼娜就全给了她,给与我通过信的六个人(包括她本人在内),一人一幅陕西户县农民画和一盒陕南产的绿茶——是妻子给我准备的,我不习惯给人送礼,觉得这是一个机构在请我,又不是某个人。妻子说:这是礼节,人家六个人在半年时间里为了你的成行不厌其烦地给你写过几十封信,送这点薄礼不应该吗?我看曼娜毫不推辞地收下了,感觉妻子做得很对。

我戴着墨镜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刚点上烟,猛然发现——大师来了!本届诗歌节挂头牌的大师姗姗来迟终于出场——法国84岁的老诗人伊夫·博纳富瓦到了,就坐在观众的前排!我因为仔细看过诗歌节官方网站上每位受邀诗人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比利时78岁的老诗人安哲·斯驰密特兹陪着他,陪着大师的人差不多也是大师吧?南非、荷兰、安哥拉三诗人依次登台朗诵并接受访问,乏善可陈。

这里的活动结束以后,我转到城市剧院里边,发现我的黑白大头照贴出来了,被独个贴在“诗人墙”的最上端,把三个老大师全都给压在了下边!一贯自恋的我欣赏起墙上的自己:我那东方人的小脸还是显得太光洁太年轻喽!不像人家那么有质感!压不住!从装大师的角度看,还是自己过去那张蛮横的肥脸好;从骗小姑娘的角度看,当然还是现在这样好,但这是啥子地方?这就是一个比赛着看谁更像大师的所谓“国际诗坛”!我马上从包里掏出相机,对着这面“诗人墙”连拍两张,准备回去在网上一贴或发表在杂志上,向国内同行传递出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信息:瞧!伊沙在鹿特丹将众大师全压在下面啦!牛哇!

饭前碰到保罗,他问我:“你去安特卫普了吗?”我说:“去了!你的国家真漂亮!”吃饭时遇到法提玛,我想起她要求我送他的礼物我带来了——是一盒软中华,这位姐姐有点意思:昨天的“诗歌下午”,她趁我在台上朗诵,就从我放在桌上的烟盒中偷了一支抽,一抽就知是极品好烟,遂要求我送她一盒,我本绅士,对女人的要求岂有不满足之理?就把最后一包带给她,我已经买烟抽了。她得到烟自然很高兴,请我抽她的埃及烟——我一抽,竟也好得不得了!世界上还有多少好烟我没抽过?多少好诗我没读过?巴斯主任见诗人们在交换烟抽,就拿出他的雪茄让大家品尝,我一闻太香反倒不想抽了。几天未见施家彰,感觉分外亲切,他说:“你看起来精神多了!是不是因为那个日本诗人走了?”有人哈哈大笑,我才知道我不喜欢那个日本人的事已经叶觅觅传给了他,现在大家饶有兴味地在说这件事,我又给他们添了一个新的证据:叶觅觅曾告诉我,说那对日本诗人夫妇要去“小人国”玩,问我愿不愿跟他们搭伴而行?我当即回答说:我宁肯自己走丢,也不愿与之为伍——这还不算新!昨天晚上在小厅,日本诗人和他的一位旅居荷兰的同胞(也是一位诗人)就坐在我旁边,我俩始终不说一句话,像在较劲——这也不算新!最新的是:今天早餐时,我看见日本人的荷兰翻译在独自进餐,惶惶然如丧家犬,原来是主子走了呀!还有更新的:今天午后,我从比利时归来,走出中央火车站就远远看到旅居荷兰的那位日本诗人走过来,我便掉头从另一条路走掉了……我讲的这些,经叶觅觅一翻译,在场的诗人都快笑疯了!

施家彰说:“要忘掉过去!”我差点背诵出列宁语录:“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叶觅觅家祖辈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她说:“听我父母说:日本人挺好的。”——我想她说的是日本在台湾五十年的统治,我问她:“你知道他们为了造纸,将台湾的森林都快砍光的事吗?你知道那段时期你们称道的夜不闭户是怎么造成的吗?偷了东西就枪毙!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也可以做到夜不闭户,因为没人偷东西,偷了东西就砍手,不信咱们去问伊拉克老诗人,苛政带来的清明是值得称道的吗?”

法提玛在这时捣乱:她发现我的相机是日货,继而发现大家的相机全都是日货,我说:“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上帝派他们去造相机。”真正把老美女呛住的是我问她:“诗歌节如果来个以色列诗人,你会跟他做朋友吗?”她不吭气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这不结了:哪个民族没有一点自己的心事?急于摆脱和超越它干吗?装得那么轻松干吗?这都是知识分子的臭毛病!我猛然想起:在“太湖居”吃中餐的那天,面前这位法提玛姐姐和跟着她自费跑来的一位黑皮肤的埃及出版商逃得比谁都快……目睹此景,很多人还反应不过来,我则赶紧闪身让道……让我们尊重彼此的差异和我们自身的局限吧!

巴斯饶有兴味的听着诗人们的讨论,竖着他的两根大拇指问我:“你不会跟日本人打起来吧?”我问他:“你会跟一个德国人打起来吗?”他说:“我不会,因为我的祖父是德国人。”

在国内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给自己贴上标签的头脑简单的爱国主义者,对日本人也没有太深的成见,出来之后,这一回,我也算是对自己有了一个新发现:我就是不喜欢我见到的这两个日本诗人和他们的诗,不喜欢听日语的朗诵,难道谁还能强迫我喜欢不成?荷兰可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耶,妓女公然站橱窗,法律允许同志结婚,咖啡馆里卖大麻,不喜欢个小日本有什么不可以?!

在晚上出场朗诵的诗人中,还有两个我不喜欢的——还都是比较年轻的诗人,一个是1971年出生的南非诗人,今晚他在小厅朗诵,大屏幕上出现了他的母亲——看起来像个贵妇人,说明他出生在一个优裕的家庭之中,他本人恐怕也是南非中产阶级家庭培养出的那种最典范的孩子吧?人长得英俊高大(只是略显笨拙),一口流利的英语(尽管带着南非的口音),在诗上很有成就(一准儿是南非青年诗人中的佼佼者),现在他幸运地来到了鹿特丹——对一个南非的白种孩子还有这样一层意思:诗歌将其带到了他祖先的老家,他要向老家的亲戚证明一点什么:同样的开场白可以说三次,同样一个笑话可以讲三回,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把亲戚们给逗乐了,搞舒服了,想讲英语讲英语,想讲南非荷兰语他们也听得懂,外表的游刃有余之下是一种极其深刻的自卑,朗诵完了之后他接受媒体的采访,他在那儿说英语,记者说:“我们就不必讲英语了吧?”马上换成荷兰语频道,每次不等记者把话问完,哇哩哇啦就来了,一套一套的。这是一架文明制造出的人肉机器,21世纪标准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恕我直言:天生与诗无缘。他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某某。另一位是在主厅朗诵的1979年出生的爱沙尼亚诗人,与其说他是诗人不如说他是小丑:大光头、花头巾、戴墨镜,每次朗诵必光脚,有一次穿着鞋上去了,忽然想起来没光脚,就在台上表演了一回脱鞋——诗也单调得要死,要么情要么性,性描写的部分还要用英语写,在“剧院花园咖啡”朗诵时,博得了一个黑妞的尖叫,但却得不到诗人的尊重,在荷兰展览性连媚俗的效果都没有……我算了算,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脱离前苏联而独立时,这小子才12岁,他是典型的独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诗也特别像这种国家“脱苏联亲西方”的政策,其人其诗既有西方的皮毛又有苏俄人爱唱爱跳的毛病,就是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杂烩……既要扮成一个嬉皮士,却又老婆孩子全带来,我以为这个小丑对中国现在的青年诗人具有很强的警策意义!

叶觅觅的朗诵也在今晚,小妹妹专门回了趟酒店,再来时已经是一袭晚礼服在身,叫人为之惊艳!开幕朗诵她穿旗袍时我忘夸她了,这回美美地赞扬一番!为同胞助阵责无旁贷,我负责给她照相和录影,录得很好,可相怎么照都照不好,原来是她很懂礼貌的将闪光灯提前关掉了。觅觅的节目很出彩,朗诵前大屏幕上播放了两分钟她拍的纪录短片,她是朗诵中有配乐的惟一一人,将现代声光技术利用得很充分,博得观众的一片掌声。我在想:几年前,叶觅觅在台北国际诗歌节上就有过如此的一番表现吧?才会被当时应邀到会的荷兰诗人埃瑞克看上而推荐到鹿特丹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大陆某些个女诗人,上台朗诵推三阻四,上了台也是扭捏作态,好像多不情愿似的(朗诵果真是诗歌的“断头台”?),别不服气了,你诗好?有多好?真要请你到鹿特丹来,你会为观众带来什么?为诗歌节带来什么呢?

“毫无疑问,觅觅是最好的。”施家彰在评价今晚的节目,“就是朗诵得有点快了。”——到底是血浓于水呀,施兄关心的还是自己血统上的同胞——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离开剧院前我总是要到旁边的两个书摊看一眼,其中一个书摊已经摆放着我的两部诗集在卖(诗歌节要求我提供的各四本),一本是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的《伊沙诗选》,一本是香港银河出版社同一年出的《伊沙短诗选》(中英文对照),每位受邀诗人的诗集都摆放于此,让我眼前为之一亮的是:我国图书的印刷水平已经不逊于任何国家了,甚至还显得更为大方漂亮一些。另外一个书摊上摆放的是为诗歌节专印的书籍和资料:由于每个诗人朗诵完毕时,大屏幕上都会打出《诗人酒店》的广告,所以这本书卖得很好,还有为诗人专印的荷兰和英文的小册子——我忽然发现我的两册已经出来!因为明天就是我的专场了!卖书的大姐比较抠门,只愿意送我这个作者各两册,我就掏了六块欧元(每本1.50欧)各买了两本,我将这两种书夹在腋下,大步流星地走出城市剧院,朝着亚特兰大酒店走去,这两本小书纯属于意外收获,令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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