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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沙YISHA的blog

诗人、作家

 
 
 

日志

 
 
关于我

伊沙,诗人、作家。1966年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陕西省西安市,在某大学任教。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诗集《饿死诗人》《伊沙这个鬼》《野种之歌》《我终于理解了你的拒绝》《伊沙诗选》《我的英雄》《车过黄河》《灵魂出窍》,长诗《唐》,散文随笔集《一个都不放过》《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无知者无耻》《晨钟暮鼓》,中短篇小说集《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谁痛谁知道》,长篇小说《江山美人》《狂欢》《中国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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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之年的自供(中)  

2006-02-20 09:03: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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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母

 

每一个日后搞了文学的人,似乎都有那么一个给他(她)做过文学启蒙的祖母(或外祖母)。我的祖母没有给我做过——也许她想做,但是没有来得及,她在我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说起来她比大部分文学人的祖母更有能力来做这件事,她是当年国立女师大国文系的学生,是刘和珍的同班同学,还是刘的湖南老乡(我祖母是长沙人),“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时候,她也在现场的,枪声一响,她因为跟在后面,再加上身高腿长跑得快,逃脱了。我想象鲁迅当年到女师大讲课顺带泡女生的时候,我祖母也在现场的,因为她是一个文学女青年,肯定曾以极其崇拜的目光仰望着我们的瘦大师。去年的事:父亲将祖母生前反复读过的郭沫若译的《战争与和平》转送于我,我战战兢兢接过来时想到的是:我该何以为报呢?

听说我一生下来,祖母就不管我的堂姐了(此举曾引起家族内部的纠纷),孙子还是比孙女宝贝。在此之前,她已经给我那小美人的堂姐做过了文学启蒙,小美人四岁的时候就可以奶声奶气地背诵出五十多首古诗加毛诗,被祖母领到亲戚朋友面前当众表演,被认为是个“天才”。她后来跟文学没有半点关系(连读者都不是),现在动物园里当会计。孙女是“天才”,孙子怎么可能不是呢?我也有幸被我祖母称过一回“天才”,虽然我在四岁时一首诗都背不出来,但是我在画一辆解放牌卡车的时候,没有忘记把油箱画上去——如果硬要在这儿扯淡的话,可以说:是祖母最早发现了我“天才”般的观察事物发现细节的能力。

我后来侥幸考上了北师大,算是和我的祖母做了校友(女师大是北师大的半个前身),母亲说:这是奶奶在天有灵保佑的结果。大学四年,我宿舍楼的下面就是一座“三·一八”纪念碑,它令我偶尔会想起我的祖母:她以世上最爱我的老妇人的形象留在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之中,祖母是用来疼我爱我的,不是来给我做什么文学启蒙的。

 

六、老师

 

近来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起来:在我经历的所有语文老师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坏的——我所说的“语文老师”也包括我在大学读中文系时带专业课的老师。我所说的“坏”当然指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

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些坏老师,比如我上初中时遇到的一位数学老师,人好得不得了,但绝对是个坏老师,他站在讲台上用黑板给我们做示范性的演算题,有多次算不下去了,他就停下来说:“我就启发到这里,谁现在明白了?”总会有人举手的,他就说:“你上来!”等这位同学走上台去在黑板上演算完毕,大家都看明白了,他也总算明白了,说上一声:“好!”——我从初中开始对原本还算感兴趣的数学越来越淡,学得也越来越差,肯定和这个老师有关。

但是在语文方面,我却从未遇上过这种难以胜任的老师,最“坏”的情况:也就是初小时的某老师,因为日常讲方言的影响而教错了个别字词的读法;也就是初中时的某老师,因为我的作文写得像小说,有许多明显是虚构的情节,而在家长会上对我父亲说我:“不诚实”,而已——这其实怪不着这位老师,谁让咱提前把语文学成了文学把作文搞成了创作了呢?

一个老师对其学生的影响有多大?我举个例子,少年时我习过书法,不喜欢颜真卿而喜欢柳公权,还喜欢毛泽东,但现在我仔细瞅瞅自己的字,正楷时既非柳体,行草时亦非毛体,而是像极了天下惟我一人所习的“杨体”——是我高小语文老师杨军敬先生的字体!老师的烙印如此之深地打在我身上!

我怎能不感谢我的这些老师呢?他们从造句时代就开始鼓励我,他们不论是否喜欢我这个人,都曾在作文课上叫我起来当众朗读过自己的“大作”——这种鼓舞的力量真是太大了!

我在过去的文字中多次谈到过:我所读的那所大学的中文系是当时最好的中文系,因为有着最好的一批老师,他们中有人学而优则仕,已经贵为国家领导人;有人已经名垂青史:还不仅仅限于文学史、文化史;有更多的人成为学术领域的权威人物……但是这次,我更想感谢的是我中小学时代的那些语文老师们,随着自己写作愈加持久和深入,我便愈加发现:到头来最管用的还是基本功啊!感谢他们为我打下了如此扎实的童子功!

在写作之外,这些好老师对我的又一重大影响便是:我也成了一名不错的老师。

 

七、父亲

 

迟早有一天,我将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那便是父亲的影响。

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的文学道路是被他反对出来的,我正是为了逃避他的安排,才跑到文学这条路上来的。

如果我在当年听从了他的安排: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什么“考上同济建筑系,当个建筑设计师”,那么到了今天,就算目标实现,我也只能成为一个我现在极其讨厌的那种人——更也许,即便是从这条道上走出来,我也还是会写诗作文。

父亲对文学的歧视是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再加上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他也看到了太多文人的悲惨遭遇,他曾教训我说:“别做梦了!中国不可能再出一个鲁迅。”话中不无道理,不无对下一代爱护的考虑,只是他那种典型的暴君般的中国式父亲的嘴脸,丝毫不懂得对于一个孩子的基本尊重,所以,他说的一切我都是反感和厌恶的。

所以我说:我是我父亲反教育的结果,我的文学也是。

我在他的压迫和紧逼之下学会了对于世界的反抗和叛逆,也学会了坚强和忍耐。他终于没有将我压垮,于是也就成全了我。

我在生活中还有网络上遇到坏人——尤其是那些以坏为耀的坏人时,我老是心想:“你他妈的再坏能坏过我爹么?”——这确实是我的真情实感:到目前为止,我在人生与事业上所遭遇到的最大挫折都没有高过父亲在当年所施加给我的那些!

因为摊上了这么一个父亲,搞得我到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好父亲了,甚至于不知道什么是好父亲了,做一个和蔼可亲通情达理尊重孩子人权的理论上的好父亲,说上一句“孩子嘛!只要快乐他想干什么都行”——我敢吗?!

 

八、职业

 

在我大学毕业的年头,对职业的抉择还有着一次搞定的严峻性。

在当时,我已经决意要做诗人了,而写诗不能够养活自己——这是我所具备的常识,所以,我对职业的选择也是围绕着如何做好诗人来考虑的。

在我当时的眼里,文学杂志、出版社、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是作为一名诗人的首选工作,好处一望便知:好发作品好出书。但是,我父母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门路,连拐几个弯儿认识的人都没有——今天的孩子可能会嘲笑我:要什么门路啊?你自己找上门去呀!——我想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在当年完全等于零,而且是相当无知十分可笑的举动。

退而求其次,那就去大学,对当年的北师大来说,到各个地方的大专院校任教也是大部分人的正常去向,甚至于未等我动用父母在这方面的关系,就有学校找上门来了——那便是西安外国语学院。我在当时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边缘化的学院比那些综合大学里的中文系更容易“混”,对于写作则更为有利,就欣然接受了,到此一呆便是十七年,十七里走过了如下一个过程:

1989年入院,在院党委宣传部所辖的院刊编辑部做编辑;1990年,取得初级职称:助理编辑;1993年,自己要求调往社科部文学教研室任教,获得教师任职资格;1994年,取得中级职称:讲师;2002年,取得副高职称:副教授;2005年,成为“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一路走来,我体会过一名大学教师在上世纪90年代养家糊口的艰难,我度过那个艰难时期的办法是到社会上去做兼职工作,于是也便收获了另外一个历程:

1992-1993年,在《创世纪》杂志任总策划;1997-2000年,在《文友》杂志任策划、主编;2000-2001年,在《法治与社会》杂志任策划;2001年,在《西部大开发》杂志任策划;2002-2003年,在西安电视台《纪录时空》节目担任特邀主持人。

噢,对了,1998-1999年,我还和两位朋友(沈奇、秦巴子)合资做过一把书商,遭遇惨败,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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